“越剧程砚秋” （外加一篇八卦~）——摘自《傅全香的舞台生涯》）

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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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剧观众常常喜欢把傅全香比之为越剧界的“程砚秋”，这倒不光是指“地位”而言，也是指艺术风格而言。傅全香演的悲剧，如《粱视》《孔雀东南飞》《情探》，不论唱做，都具有浓重的程派青衣的神韵。这究竟是天生的巧合，还是“学而致之？”下面的问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叙述1939这一年的不平凡经历的时候，傅全香谈到了程砚秋，对记者说：“我一生最喜欢、最敬佩的表演艺术家，是程砚秋。人家说我是‘越剧程砚秋’，这实在是不大敢当，是池塘比大海了。不过我对他老人家杰出的表演艺术，那的确不仅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是拚命学习的。”

   “那么，你是怎样认识程砚秋的呢？是谁替你介绍的？”

   “谁介绍的？”她听了哈哈一笑：“那有人介绍啊！那是1939年，我同马樟花、袁雪芬、钱妙花在大来剧场，程师在更新舞台（现在的中国大戏院），相隔很近，我演开锣戏，总是一卸装就去看戏……”

   “不是看戏，是‘偷戏’吧！”

   她又哈哈一笑：“看也罢，‘偷’也罢，反正看了不少戏，也‘偷’了不少戏。照理，他的票价很贵，我是无论如何看不起的。谁知道我的运气好，更新舞台有个木匠，也是大来剧场的木匠，他女儿也喜欢唱越剧，很喜欢看我的戏。她听说我要看程砚秋，有一天便把我带进三层楼的木匠间，坐在那里偷偷看戏。看的就是《窦娥冤》。过去我很少看京剧，对于京剧可以说是个十足的外行。可一看她的戏，竟立刻着了迷。特别对他那时高时低、时轻时重而又无不恰到好处的特殊唱法，简直佩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入迷而崇拜，再从崇拜而自发地学习，先是把他老人家的唱法‘偷’过来学真假嗓结合，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不过开始不得法，抑扬顿挫控制不了。高音太尖，低音太粗，高低不匀，轻重不均，人家说我‘高起来戳得破天，低起来擦得着地’与此同时，我对弹词老艺人徐云志‘迷魂调’也着了迷，天天在无线电里听。‘迷魂调’的一个特点是‘字断音不断’。某些方面极象‘程腔’。我便自说自话地把他们两位的唱法当做自己的榜样。经过反复琢磨，才逐步摸到一点门路，唱起来就比较得法了。在‘偷’学程师唱法的过程中，我唱戏的兴趣也渐渐从喜剧转向悲剧，戏路也渐渐转化，逐步形成了现在这样的风格。这个转变，可以说完全是程师砚秋促成的。”

   傅全香的话一点不假。单单从她的唱腔特点和形成过程就可看出她对程师的“私淑”程度。

   请看看傅派唱腔的特点吧：音质清，音色美，音区宽，气息好。真假嗓契合无间，放得开，收得住，高得上，低得下，声区过渡，了无痕迹，力度变换，增减自如。表现力、塑造力很强。旋律性，抒情性，戏剧性三者紧密结合，收放开合，高低轻重，抑扬顿挫，都严格服从剧情变化；小腔花腔运用之妙，尤为突出。按照剧情需要，高则清亮激越，低则委婉柔和；放时有如大河奔流，一浑千里，收时仿佛游丝飘空，缠绵细腻。表现在曲调上，便是跳跃性甚大，有时甚至可以大到八度以上。例如《悼念周总理》那段唱词中的“祝酒千杯同庆功”中的“同”和“庆”两个字之间，就是一个十度音程的大跳。《情探·阳告》中“人道你无私多刚正，善与人间解冤情”这“解冤情”三个字，也是一个十度音程的大跳。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人称“越剧花腔女高音”。

   正由于长期刻意学程，傅全香的唱、念、做和“戏”，久而久之，便自然溶入了浓厚的程味，以至赢得了“越剧程砚秋”的雅号。也正是由于这个雅号，多少年来，甚至在越剧迷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误会：傅全香曾经拜程砚秋为师，而且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事实上，傅全香之于程砚秋，正如孟夫子之于孔夫子，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解放前，这“师徒”俩根本没有在台下见过面。不过，程大师对于这位“私淑弟子”却是十分欣赏的。程老晚年之所以特别喜欢唱《祝英台抗婚》这出戏，应该说是受到越剧相当大的影响。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傅全香在气息运用上的突飞猛进，则直接受益于程大师的亲传。在谈到这段难得的“缘份”的时候，傅全香至今眉飞色舞：

   “我这个‘小八腊子’(上海称小辈，意思为不谙世事的人)，同程大师确实是很有缘份的。1939年一看他的戏，便刻骨镂心，永记不记，一听到收音机里放他的唱片，我就会听得入迷，极少轻易放过。不过，尽管倾心已久，解放以前，我却始终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50年8月，当时我和范瑞娟同东山越艺社的同志们在北京演出，他老人家刚刚从外地回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三位前辈代表艺术事业管理局举行宴会，一方面招待我们，一方面欢迎他老人家。参加宴会的，还有许多京剧界前辈。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同这位大师在一张台子上吃饭。一坐下来，简直象小孩子吃年夜饭一样高兴。一开始，我就捧了一杯酒，走到程师面前，兴奋地对他说：‘程先生，我是非常崇拜你的。我是一个你不认识的学生。今天能够看到你，我觉得很光荣，很高兴，一定要敬你一杯酒。’说罢，便把酒递了过去。他老人家一边接过酒杯，一边笑着拉长了声音说：‘怎么不认识？我晓得！你是越剧界的程砚秋嘛！’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田老当场附和：‘她是你的学生嘛！’欧阳老也笑着说：‘你看！你的程派居然还在绍兴戏里生根发芽哩！’这第一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今天一闭眼睛，脑子里还会浮起那一天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两年之后，1952年冬天，我和范瑞娟在全国戏曲会演中演出《梁祝》，得到表演一等奖。程师第一次来看我们的戏，看完还特地来到后台向我们表示热烈祝贺。对我说：‘你唱得不错嘛！’我说：‘老师，我改天到你府上来求教，好不好？’他说：‘好，好，求教不敢，欢迎你来玩嘛！’隔了几天，欧阳予倩老前辈就带我登门拜访，受到了亲切接待，但是客人很多，来不及谈戏，就告辞出来了。戏曲会演，大家都忙，这次就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向他老人家当面求教。”

   “什么时候再次与程大师见面呢？”

   “又隔了两年，到1954年国庆，我和瑞娟再到北京，特地请他老人家看了我们的《劈山救母》和《梁祝》。这时候，他已经演了好多场《梁祝台抗婚》，因此大家有了共同语言，我更是下定决心要向他当面求教。一天，田老夫妇陪我到他府上拜访，作了一次长谈，真是得益非浅。谈话就从《梁祝》这个戏开始。他先问我：‘你怎么会喜欢起我的唱腔来的？’我就把1939年爬在更新舞台三楼木匠间偷看他的戏以及以后偷偷地学他的唱法的情形，一五一十讲一遍。他听得很仔细，很高兴。讲完，我便直截了当地请他对我的唱法提意见，并且求教如何使真嗓假嗓结合得更好，气息运用得更好。对于这个问题，他讲得非常仔细，一开始就强调：气息是演员的命脉。不仅唱，就是念、做、打，都要注意气息。甚至整个躯体的姿势是否好看，都要看气息用得好不好。他举了一个例子：腰是演员的脊梁骨。你在台上有一个毛病，腰常常坍下来。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因为不会运用气息来拎腰劲。讲到这里，他站起身来，边讲边做，具体、细致地教我拎腰劲怎样运用气息，走路怎样运用气息，跑圆场怎样运用气息。”

   记者听得津津有味，她讲得津津有味：“这些话，过去我都没有听到过，所以真听得津津有味。谈到唱的时候，他老人家强调指出：‘越是行低腔，越是要顿住，吐气要细而缓，绝不能粗而急。有的时候你气息还有点冲，控制得不均，运用得不好，主要是还没有很好掌握这个要领。’说着，又反复教我怎样做到‘细而缓，’怎样防止‘粗而急’。在谈到我在《楼台会》中立坟碑这段唱的时候，他说：‘你这段唱，似念似唱’（就是指我们越剧的清板），感情很真挚，唱得很好。还特别关照：‘我们唱戏，行腔一定要表现人物感情服务，不能为唱而唱。’”

   “关于真假嗓结合问题，他是怎样说的？”

   傅全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翘起了大拇指：“讲到真假嗓怎样结合得好这个问题，他老人家下面这一句话可真是高：‘真假嗓要结合得好，听上去舒服，就一定要注意：“真嗓要假一点，假嗓要真一点。’这句话的意思说得具体一些，就是：用真嗓的时候，不能用‘大本嗓’；用假嗓的时候，不能太细太尖。这样，自然容易结合得好，转换过渡，不会留下痕迹了。他还指出：‘你的毛病，便是真的太真，假的太假。’这句话又是一针见血，我所以有时候高起来‘高得戳破了天’，低起来‘低得擦着地’，根本原因正在这里”。

   常言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傅全香就教于程砚秋之门，虽然有生以来，仅仅这一次，但从此得到的教益，却一辈子受用无穷。内行们都知道：这位“越剧程砚秋”，正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唱功上取得“突破”的。这个“突破”的主要来源，便是这“一席谈”。

   “有这‘一席谈’，你不但算得程大师的‘私淑弟子’，而且算得他的‘入室弟子’了。还有一个问题，在那次谈话中，他有没有把他的绝技程派水袖传授给你？老观众都看得出，你后来在水袖上的功夫，也是‘程味’甚浓的啊！”

   听记者这一问，她倒笑了起来：“老观众的眼光是很尖的，不过我这点点‘皮毛’，还算不上‘程派’。要把程派水袖学到手，极不容易，决不可能一次谈话就学得到的。我的水袖是1960年向专门研究程派表演艺术的前辈友顾森柏老先生学的。他功夫很深，可惜我学得很不到家，仅仅学到一点‘皮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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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仿佛《双生赶船》
——傅全香与刘健的故事

这天散戏，傅全香心情特别好：解放前夜，自己患肺病回乡，九死一生。如今重来，与上海观众阔别已两年有余，还能不能象从前那样得到他们的欢迎。上台之前，委实没有把握。想不到这几天在丽都剧场，与范瑞合演《梁祝》，会受到观众如此狂热的欢迎。看来《祝福》《祥林嫂》，也一定会成功。过几天，东山越艺社开往北京观光学习，想来也不至于铩羽而归。

卸装完毕，又有人送来一束观众来信。作为一代红怜，傅全香已经习惯于观众的捧场信，少说每年也有数以千计。然而，傅全香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虽然限于时间、文化，对于大量观众来信从来不复，却是有信必读，而且读后认真保存。信，大都称赞她的艺术才华。也有不少是表达爱慕之忱，甚至单刀直入，求爱，求婚。对于这类信，傅全香一看便皱眉头。因为一方面自己在旧社会遭遇坎可，一方面又担心旧病复发（那时候的肺结核是非常非常怕人的），所以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越剧事业。今天读信，原来也总以为“大概如此而已”，读的时候，也并不怎么用心。

读着读着，忽然有一封信打动了她的心：信里自然是盛赞她和范瑞娟的戏演得好。但是场场有分析，讲得有道理，特别是很具体地指出她的缺点，还提出具体改进的建议。譬如说吧，《楼台会·劝婚》一场，祝英台原来以一个美妙的身段快步下场。这封信却认为：祝进场应用慢步。快，容易给人误会：她已经变心，厌弃了梁山伯。慢，则可以显示祝内心的沉重、凝思——既然事已不可挽回，自己应该怎样设法，尽可能使梁兄能经受这沉重一击，把他的痛苦减轻到最低限度。这个建议，重重地拨动了傅全香的艺术心弦——“从今以后，我开始懂得了演戏不光要注意身段优美，而且更应该注意刻划人物当时当地的内心活动，真实感情：这是我表演艺术上的一个飞跃的起点！”三十八年过去了，傅全香在回忆这封信的时候，向记者这样强调了这封信的重要性。

正因为她认为这样重要，所以她记住了这封信最后的署名——刘健。
“这个人真痴”

说也奇怪：打从这一封信以后，只要演出，傅全香准能收到刘健的信。信的内容，总是谈当天的戏，总是好坏并提，还加上他听到的反应。场场如此，从不脱班。

大约在写了三、四十封的戏论信后，刘健在一封长信中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南通人，出身寒微，父亲刘炳泉，是大达轮船上的服务员，生有两男两女，自己排行第三，原名培生，辛酉年正月初一生，肖鸡。父亲因为不识字，饱受欺凌，所以下决心让子女读书。自己在南通中学高中毕业后来上海，恰逢“八·一三”抗战爆发，转辗来到贵州，考取浙江大学。1943年毕业，又考取公费，到英国学习雷达两年。抗战胜利回国，分配在伏波舰上工作。解放以后，到长江航运公司工作。个人爱好音乐、戏剧、文学、绘画……。

尽管信上没有一字肉麻，内心深处那股真挚而又象火一样炽烈的激情，却使这一代红伶的死灰一般的心，砰然而动。然而，读完，它只是默然一叹，随手放过“我这个人多灾多病，不要去害人了！”

几十封信，石沉大海，刘健毫不灰心。1953年他到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间隔万里，心，却时刻萦绕于黄浦江畔。每天，上海华山路枕流公寓傅寓，总能收到一封华沙来鸿——封封都是洁白拷花的信封，都是洁白的信笺，信笺右上角还编好号码。信里谈的都是自己的工作、思想、生活情况，国外见闻，不及儿女私情。而且，信里总附有一张信封，上面用外文写着自己姓名、地址。内装一张信纸。最后总要提一句：如果愿意同我见面、通信，只要写“同意”两字寄去即可。傅全香呢，从这些信里，接触了大量的新鲜事物，得到了不少知识、教益。——当然，更重要的，每次读信，每次看到那只信封，她都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激情。这激情，不断地拨动她的心弦，使她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不过，这种微妙的感觉，并没有强烈到驱使她提起笔来，在那张信笺上写上“同意”二字。
时光不断地流逝，一年过去了。傅全科抽斗里已经塞满了“华沙来鸿”。华沙，却依然“飞云过尽，归鸿无信。”刘健，在相思中熬煎了整整五年之久。看来，信，并不能敲开这扇紧闭的“心扉”。丢开吧，又无论如何舍不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这位多情种子、至诚君子，终于向自己的胞妹透露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最大心愿。妹妹知道哥哥的为人，知道他的执着。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牵线搭桥人。七个转，八个弯，终于找到了“越剧十姐妹”之一吴小楼。作为傅全香的老搭档，老知交，这位著名越剧老生兼花脸，对这位“小姐姐”的婚姻大事，几乎时刻挂念在心。奈何平时一开口，她老是要“独身主义”，使自己动弹不得。这次一听介绍，觉得这样大大的好人，错过实在可惜。便自告奋勇，带了这位好妹妹登门拜访。一个说，一个劝，一个为真哥哥，一个为假姐姐，都是真心实意。傅全香看了看她们带来的照片，并非“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可是正气、朴实、忠厚。

两个“红娘”满怀希望，得到的回答却了冷冷的：“多谢你们的好意，多谢老刘同志的关心。只是我多病之身，不想成家。……”

等对方败兴而返，傅全香却不禁心中酸楚：“这个人真痴！”
“不”字出口以后

傅全香这个“不”字，很快传到华沙。在这个过程中，刘健的信依旧天天不断。我们的“祝英台”呢？本来已经习惯于天天读信，心情也相当平静。岂知这个“不”字一出口，在接信、读信的时候，在深深“方寸之地”，反而会激起阵阵涟漪：“信已经写了五年，真是一往情深。找到吴小楼的路，大概已寄予无限希望，骤然听到这个‘不’字，他会怎么想呢？”虽然她知道当今之世，不会出现象梁山伯这样的“呆头鹅”——老婆讨不着，便呕血而亡。但是，这个人也确实痴得厉害，这个“不”字他受得了吗？

演员总是感情丰富而复杂，女的加倍。正是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接信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祝英台”，总要下意识地惦惦信的份量——信纸有没有增加？里面会不会附来什么东西？

大概在“不”字出口的第十至第二十封信之间，一封超重信，终于寄到了枕流公寓——真可惜啊！这数以百计的“华沙来鸿”，在“大‘革’文化‘命’中，已片纸无存。今天，傅全香一谈起往事，还无比痛恨。记者也感到深切的遗憾：如果能把这封信抄下来，该有多好。现在却只能回忆，记其大概了：

傅全香同志：今天我写这封信，心情十分沉重。我妹妹带来了你的口信，说你拒绝了与我通信、见面的请求。理由有三：一是你打算抱独身主义；二是自己多病，不愿连累我；三是自己文化水平低，配不上我这个留学生。知道了这三点理由，我心情激荡，夜不能眠。对孤灯，思远事，胸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向你倾诉，请你无论如何耐着心看下去。
首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夫妻既是生活的伴侣，又是革命的同志。无论男女，都可以建立正常的家庭。抱独身主义，在旧社会，女姓为了事业，为了其他原因，并 不稀奇。在新社会，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一般妇女抱独身主义，已经大可不必，象你这 样杰出的艺术家，更加没有必要，也更加不现实了。
其次，你有病，这是事实。但是，你患的并非不治之症。现在医学发达，日进千里。肺结核有什么了不起，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你不是在解放以前就患了这病吗？不是治好了再回上海的吗？今天的医药条件，比解放前不知好了多少倍，为什么不能彻底治好你的病呢？全香同志，千万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啊！
第三，你说你文化低配不上我这个留学生。你讲这种话，真使我无地自容了。你是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艺术素质，艺术修养，艺术才华，我怎么能同你比呢？撇开艺术不谈，在人情世故、社会经验这些方面，你比我也强得多啊！《红楼梦》里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这些可都是学问、都是文化啊！何况，就拿你所说的“文化”来说吧，你因为在旧社会没有机会上学，似乎低一点，但决不象你自己想象的那么低。我看过你多少戏啊！你对剧情、唱词、人物的理解，是那么深，掌握得那么准，没有文化，行吗？更何况，即使文化低，又有什么可怕呢？可以学习嘛！你学戏那么刻苦、那么勤奋，学文化是决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而且，正因为你体弱有病，正因为你需要在文化上进一步提高，更需要一个保护人，一个互相切磋的伴侣，一个忠实的助手。我，坦率地说，就真心诚意地希望做你的保护人，伴侣兼助手——生活上我来照顾你，艺术上我来帮助你，你的健康则由我来保护。保证不仅不给你增加任何麻烦，而且会让你得到无论何人那里都无法得到的体贴、爱护、关心、帮助——终生不变！如果你怀疑这个保证的真挚可靠，那么请求再多花一点时间 ，翻一翻我写给你的八百封信吧！……

傅全香的心即使是铜打、铁烧、钢铸，读了这样的信，心也免不了要颤动。在一读、再读、三读之后，几乎潸然泪下，那时——1955年夏天，恰巧有一个极好的机会——以许广平为团长并由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人组成的中国越剧团，即将去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必将路过华沙，并且在华沙换车，有两三个小时的逗留：利用这个机会，同这个痴情人见一面岂不是好？

然而，傅全香还是拿不定主意，考虑再三，她先去找自己的老搭档徐玉兰。“贾宝玉”一听，高兴得直跳起来——这两年这“越剧十姐妹”中的“三姐”，对这个老搭档“六妹”的婚姻大事，一点也没有比别人少操心：“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来不及隔夜，她就把这个信息通给了袁雪芬和副团长胡野擒。他们一听有这样的好事，自然一百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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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双生赶船”

《双生赶船》是越剧的传统剧目：两个书生同两个小姐相爱。由于种种原因，两个小姐来不及打个招呼，乘船出走。两个书生急得要死，拼命追赶。途中扑溯迷离，几经曲折，才得赶上，结为夫妇。上海越剧院里有些人直至今天，还把傅全香同刘健结合，比做这个故事——因为情节曲折离奇，同这个戏太象了。

经多方支持，多方催促，傅全香在出国前于北京给刘健回了一信——自然不如刘健所要求的，仅仅在他寄来的信纸上写上“同意”二字；而是写了相当的多，甚至可以说是这位“祝英台”一生写的最郑重、最热情，也是最长的一封信。同样遗憾：这封信也已经遭到劫难，这里也只能说其大概：

刘健同志：你好，你五年来信，我没有一信不读。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你的为人，你对我的真挚的感情，我非常感谢。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值得你这么关心：讲到外貌，我极其一般；讲到文化，我只是个小学生，确实同你并不相配。但是你五年来信，令人感动，所以我愿意接受你的友谊。7月×日×时，我们将在华沙换车。我穿一件红色旗袍，手挽金采风。金头上梳两条辫子……
在此之前，刘健已经知道傅将经过华沙，单方面表示希望见面，并且告诉自己的特征：穿灰色大衣，西装，戴眼镜，手捧一束鲜花……

正在这一天，这一个时辰，傅全香与全团同志到达华沙车站。将到未到，早已心头小鹿乱撞。一到，她略一犹豫便被金采风拉下车来，手挽手地在站台上来回“散仒步”。袁雪分、范瑞娟、徐玉兰这些知道这个神秘约会的姐妹们，也无不伸长脖子，睁大眼晴，在搜索这位身穿灰色大衣、手捧鲜花的痴心人。

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回到这头，中间不知道同多少人迎候的人握过了手，唯独不见这位“痴人”的踪影。

“呜！”汽笛长鸣。傅全香、金采风几次回首，不得已跨上了驶向柏林的火车。坐定，傅全香惘然若失——他为什么不来？是存心戏弄？不象！是热昏了头？不会！，是另有要事？他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其他的人——许广平、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吴小楼、金采风、胡野檎，凡是知道这个神秘约会的人，也无不感到懊恼、诧异！
那么，这位等了五年的“梁山伯”，到底到那里去了？难道不在华沙？不！正在华沙！难道真是只“呆头鹅”——盼了五年的特大喜事临了头，反而怕难为情，缩回去了？世界虽大，哪有这样的“呆头鹅”！

到底为什么？很简单，很简单：傅全香的信，他没有收到！此人留英，学的是英国绅士风度：不得对方同意，贸然求见，岂不大大失礼！

真正急煞人！整整过了十二个小时以后，这封价值连城的信，才到达这个痴情人手中的，拆开一读，急得直跺脚，打从心底里骂自己几个“该死”。再掐指计算行程：越剧团归途不停华沙，应该于某月某日到达莫斯科演山：算准了时间，便请求提前休假，直奔莫斯科。

一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一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刘健欣喜若狂——五年，一个梦做了五年，就要变成现实了！这份高兴，这份开心，这份激动，还用说吗？

老天爷从来喜欢同多情人作对！这健一踏进中国大使馆，一问越剧团行踪，得到的回答却是：莫斯科演出已经结束，刚刚于昨天前往列宁格勒！

赶快！刘健略一歇息，直奔列宁格勒！
哪里晓得好事多磨。大使馆那位老兄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越剧团途中先到白俄罗斯，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才到列宁格勒，在苏联的最后一站则是新西伯利亚。

由于签证、机票等等原因，刘健无法在列宁格勒久停，只好先到新西伯利亚坐等。

又谁知这一拖延，那一拖延，一直等到飞机票到期，还不见越剧团影子。“算了！到北京见面吧！”刘健，心头仿佛倒翻了一只五味瓶——甜酸苦辣咸，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能回到了北京！

这里是中国地带，总该等得下去了吧！不行！一天不来、两天不来、三天不来——自己假期有限，家中还有老母，可不能让她老人家老是踮起脚跟，倚门而望啊！

刘健回家探母仅仅几天，越剧团方才姗姗回到紫禁城内，其时已是9月下半月，领导上再三挽留在京欢度国庆，盛情难却。

读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象当事人一样心急：傅全香同刘健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第一次见面？

这里先告诉大家一个日期——1955年11月5日。再告诉大家一个地点——上海华山路上傅家。
从黄浦江到鸭绿江

1955年11月5日，星期天，上午九点，枕流公寓中一间房的门铃响了。我们的“祝英台”，知道是谁来了。从初约7月于华沙见面至今，时间已过去整整四个月；路程双方都已跋万里：思想准备应该非常充分。今天一早起来，梳妆已毕，她就坐在客厅里等着——两天前刘健就已打来电话，约定今天登门拜访了。然而，到了门铃响的时候，她倒又有点紧张了，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能合得来吗？初次见面，讲些什么好？……

反正念头还没有转过来，邱妈妈已经开了门，引进了客人——这位忠心的老保姆,一听说“祝英台”和“梁山伯”要“楼台会”了，比任何人还起劲。

听到脚步声响，傅全香缓缓站起身来。几秒钟以后，这个人就站在自己面前了。定睛一扫：四方脸，高鼻梁，薄嘴唇，两道浓眉，一双大眼；身材不高，腰板笔挺；右手捧一束鲜花，左手拿一只花瓶；衣冠整整、容貌整齐，态度严肃，可目光中流露的激情与期待，却无法掩饰……

接过鲜花、花瓶，握手，道谢，坐定。四目相对，静默三分钟。
这头一面，印象怎么样？

“梁山伯”满心欢喜，“祝英台”却“一见”并未“钟情”。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梁山伯”沾染了一身英国式绅士风度，一眼望去，“洋”得历害。“祝英台”则自觉“土”生“土”长、“土”里“土”气。一“洋”一“土”，怎能拌和到一块——这大概也同社会风气有关：五十年代，社会风气，崇土轻洋，“洋气”往往遭人“侧目”，西装常被视为“异端”。

因为情未所钟，开口也不会热烈。寒暄过后，言归正传：

“刘健同志：五年来你对我一片诚心，不过我想你同我结合，恐怕不会幸福，反会痛苦。第一、我离不开越剧，越剧离不开中国。我不能跟你出国做夫人。你呢，在外交界前程远大。如果为了同我结合，离开外交界回国，牺牲太大。我们两个，生活方式一洋一土，合不拢，即使勉强结合，恐怕大家都会感到不便、别扭。因此，我诚恳地希望你郑重考虑。”

乍一听，“梁山伯”心头一震：五年通信、万里追踪，好容易楼台相会，怎么一开口就吹冷气，刮冷风。好在他作了思想准备，直到最坏的打算。

“全香同志：你要我郑重考虑，我已经郑重考虑了五年了。也就是说，我给你写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已经过郑重考虑了。五年，我给你写了差不多一千多封信。每写一封信，我都要考虑一次。你上次向我妹妹和吴小楼同志，提出了三个顾虑，我已经写信向你详细解释了。今天，你讲的这两点，更加不成问题了：第一、对我来说，你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第二位的。我们结合，只能我服从你，不能你服从我。因为你同意我们结合，我就决定回国工作，组织上也一定会支持我。决不能说出国就前程远大，回国就牺牲太大。第二，生活方式不同，可以彼此影响，彼此迎合，你不要只看到我是个留学生、外交官，其实我出身贫寒，还是个穷书生，从根本上我们一定合得来。而且，我爱好戏剧，更加爱好你的越剧。也就是说，在文化生活方面，我们更有共同爱好，我完全能够作你的助手。总的来说，我们俩，共同点多的是。我一定要做你的保护人，做你的助手，做你的伴侣……”

听着听着，“祝英台”感动了——五年，一千多封信，到了波兰，更是每天一封，从不脱班，平常日子洁白的信封，洁白的信笺，象征着纯洁的心。元旦，改用金色，是为了祝自己有一个新的“金色的一年”。春节，信中必然附一张红叶，自然是借“红叶题诗”的典故，来表达内心的情愫。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有那么大的耐性、长心，感情的真挚、深切，比起梁山伯之与祝英台来，也差不多等于“二加二”和“五减一”了。现在这番话，又针对自己思想，说得如此恳切，如此实在，自己还要挑剔些什么呢？

尽管如此，“祝英台”总还是觉得双方还有点不那么融洽，不过“试”，总是可以“试试看”的。

正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祝英台”在第一次“楼台会”中，终于向“梁山伯”再点了一次头。

“梁山伯”呢，带着满腔欢喜，离开了“楼台会”——他信心十足。“人非木石，孰能无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过去五年的艰难行程，已经证明了自己确有“至诚”；而北京一信，今日一面，又证明了对方并非“木石”：只要你这个“头”一“点”，千试万试，自己的“至诚”，永远试不垮的。领导上也存心玉成。1956年将刘健调回天津中波轮船公司工作。自华沙至天津，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两万里——人，靠近了；心，自然也靠近了。1956年元旦，傅全香到天津演出一个月，刘健便天天担任保护人的角色。
果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这一个月中，傅全香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实在好，好得很，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剧团里每个人，都热情友好，而且不做作。有一次徐慧琴（花脸）生病，天津人生地不熟，大家都急得不得了。刘健这个“团外人”，又陪她看病，又帮她买药，又帮她送饭，体贴关心，犹以亲人。这种品性，是很合自己脾性的。

就在这一年五月，傅全香从朝鲜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归来，刘健赶到安东迎接，就在鸭绿江旁，傅全香总算开了金口：“我们结婚吧！”

1956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傅全香三十四岁生日，这一对有情人，终于被月下老人用红丝牵住了四足。“千里红丝一线牵”，剧团里人人认为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有人说：从上海赶到华沙，从华沙赶回上海，再从黄浦江赶到鸭绿江：刘生赶船，虽然几次脱班，到底还是赶上了！

新婚不久，记者有一次去新居参加他们的家宴，新郎一身新西装，新娘更是鲜艳夺目：紫红色的羊毛衫，灰色西裤，紫红色的皮鞋，头上还戴有紫色闪光的头饰。满脸喜气的刘健，就悄悄地对记者说：“你看，全香多美！”

全香的确美！

已歌

现实生活中的“楼台会”

刘健，在现实生活中，不光多情象梁山伯，在政治上也有点象梁山伯——“呆头鹅”气味十足。

1959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在庐山刮起了一阵“十二级政治台风”：彭大将军德怀，第一个在头上“刮”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接着，东南风、西北风，四面八方都是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满天飞。

刘健，这个“梁山伯式”的共产党员，有一点无论如何想不通，共产党人不是应该把党当作自己的母亲吗？儿子心中有话向自己妈妈讲，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个想法也正是当时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不过大多数人不管想得通想不通，总是放在脑子里。而刘健之所以被称为“梁山伯式的共产党人”，正因为他不肯把问题藏在肚肠、脑子角落里，偏偏要端到党组织的会议桌上来。更“呆”的是：人家已经向他吹来了“西北风”：“请注意风向！检讨吧”他却依然理直气壮：“我的话有什么错！共产党员向党讲心里话，为什么不可以！”

道理是你一百个对，一千个对，一万个对；但是，在那不讲道理的年代里，你要讲道理，就得戴帽子——于是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不偏不倚，落到了这个“呆头鹅”的头上。还要糟糕的是：他得到的处分比彭大将军的还重要：彭大将军无非丢掉国防部长一顶乌纱帽，还保留一项政治局委员——当然仅仅是表面上、形式上的；而刘健，却被开除了党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极少得到过这个党内处分的最高待遇。

一刹那，天旋地转。
在接受开除党籍的处分之后，刘健同其他忠诚的共产仒党人一样，首先是考虑妻子的利益，考虑不要让她受牵连。好不容易熬过了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了：

“全香：我对不起你，真对不起你！想不到我自己竟会遭到这样严厉的处分！一个共产仒党员，被开除出党，就一切都完了！你的事业正当兴旺发达，你前途无量，我决不愿拖累你。尽管你对我高于一切，失去你我简直不能想象怎么生活。但是一个人不能只顾自己。我想了好久了，我们还是分手吧！我，我，我，希望你理解……”

话没有说完，喉咙已经梗塞。泪珠虽然忍住，声音已经呜咽了。

乍听此言，傅全香陡然一震——这怎么能够想象呢？夫妻尽管只有三年，感情却已深如沧海。三年间，他，正如梁山伯照顾祝英台那般照顾自己：自己患了肾病，他把一切家务都包了下来，陪自己看病，为自己熬药，百般关心。逢到有戏，不论寒暑，不论晴雨，他总是独自一人，等到汽车站头。回到家里，他总是亲自为自己做好宵夜——他并不会做菜，只会下一碗阳春面，做一碗虾米拌菜——算是南通家乡菜。三年来，她不知道吃了多少次这样的面和菜——自己的好几位姐妹，尹桂芳、吴小楼……也都吃到过这样的宵夜。味道实地平常，傅全香却是百吃不厌。他，看到自己吃得津津有味，得到姐妹们的称赞，总是高兴得像孩子样。在艺术上，他的帮助，对自己也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个剧本到手，他总是先仔细研究，然后一遍又一遍地与自己一起分析剧情，分析人物。正是有这种帮助，才大大加快、加深了自己对剧本的理解，排戏的时候总能事半功倍。有时，自己碰到一点不称心的事情，他便安慰、劝解，非让自己开心了才罢休……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反仒党？这样的伴侣，怎么能分手呢？
当然，在五十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认为“党组织”是正确的。自己受批评、受处分，只能做自我批评；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受了处分，也同样只能帮助他认识错误，必要时必须划清界线。有多少对恩爱夫妻，被这种蒙昧拆散；有多少幸福的家庭，被这种蒙昧搅成碎片。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家庭，在肃反、反右等等运动中，自己亲眼看到，亲眼听到的太多了。想不到，想不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今天竟然会落到自己的眼前！

其实，自从刘健遭受批判以来，傅全香已经感到不妙了。她平常为人处世大大咧咧，可是对丈夫的这种不幸，却是感同身受的。每次他接受批判回来，心情沉重，她便要邱妈妈多做点菜，亲自陪他喝一杯，同时象老和尚念经那样讲这样几句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对党忠诚，领导上了解你，决不会过分的。对你进行批判、帮助，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进步。你一定要好好听党的话，深刻检讨，不要辜负党的教导。”

对于这类千篇一律的“帮助”，刘健不知道听了几十、几百遍。但是，听到人讲，象老和尚念经；听妻子讲，却娓娓动听，往往会把满肚子委屈，暂时抛到九屑云外。也因为这个缘故，做妻子的从来没有想到会从他嘴巴里讲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还是分手吧！”

然而，此时的傅全香，倒又有点象祝英台对待梁山伯一样，又怜又爱又疼，因为她确确实实理解他的心情：所以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不是其他。他此时的处境和痛苦，完全同《楼台会》中的祝英台一样。老天就常常这样捉弄人：这对现实生活中恩恩爱爱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偏偏会在今天唱起了“楼台会”。不过反了个个儿：是“梁山伯”被迫要离婚，不是“祝英台”被迫要拒婚。

还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实生活中的“祝英台”终究不同于舞台上的祝英台。在陡然一震之后，很快清醒过来了，斩钉截铁回答：“刘健，你讲这种话做什么！我们共同生活已经三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你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品质上的错误，改了就好了。组织上给你处分是严厉的，不过你还是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里来的。千万不要灰心！分手不分手，这样的话以后永远不要再讲了！我们要振作起来，听党的话，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望着妻子激动的脸，听着这肺腑之言，刘健终于忍不住滴下了泪水。傅全香则伸过手去，紧紧捏住他的手。两颗心紧紧地跳动在一起！做丈夫的真想抱住妻子大哭一场：“全香！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太好了！”

傅全香是太好了。过去谈恋爱期间，她很少陪他荡马路、看戏、吃饭。因为一个不小心，被热情的越剧迷看出，便会被围住脱不了身。有一次他请她在一家并不显眼的饭店里吃饭，菜还没有上，就有人喊了一声“啊！傅全香！”，一下子人拥上了一大堆人，这顿饭吃下去，怎么消化得了。
如今呢，为了修补丈夫被撕裂的心，她倒反而常常主动陪他荡荡马路，逛逛公园，到饭馆吃吃饭——不过相当可怜，出门总得戴只大口罩。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抬头。

素月

以前看过傅老和她先生的合照，真真是青年才俊，只可惜被迫害英年早逝。想起老范写过一篇《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在那个年代引起轩然大波，还成了新闻的案例，我对这场风波没兴趣，只是好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啊，八卦的天性

已歌

我也好想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