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谭元寿与80岁的王鹤文又见面了。
京剧谭派艺术第五代传人谭元寿，舞台生涯超过八十载，文武昆乱不挡。京胡演奏名家王鹤文，师从京胡大师杨宝忠。谭王二人兄弟相敬四十载，走南闯北，雕琢谭腔。
“有日子没见了。”最近两三年，每逢周二、周五，王鹤文都会从自己的家来到谭元寿的居所，为谭先生操琴吊嗓。今年因为忙年，两人有20多天没见面了。
没有太多寒暄，便是一阵急管繁弦。《定军山》《失空斩》《打渔杀家》……都是谭派经典剧目，从150年前的谭鑫培唱到了2017年2月14日的此刻。
唱过千秋家国，唱过五湖四海。琴还是那琴，曲还是那曲。
窗外车水马龙，屋内琴曲和鸣。这琴这人这曲，仿佛凝固了时光。
“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
久违了，谭先生。
2014年12月20日，纪念叶盛兰诞辰100周年演唱会，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三代谭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定军山》。那应该是谭元寿最近一次登台，那一年他已经86岁，孙子谭正岩35岁。
直到丁酉年这个春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角儿来了之百年谭派》节目中，更多的谭迷才再一次见到谭元寿，听到他的声音。
“父亲总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谭元寿的儿子谭立曾悄悄对我们说。
真正的艺术家难免爱惜羽毛。尽管谭元寿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京剧大师，但他一辈子都反对别人称呼他为“艺术家”。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
二十多年前，谭元寿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现场有青年演员问他，何时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谦虚，却有着“梨园世家”的自信与旷达。
作为京剧创始人之一谭鑫培的玄孙、“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的降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份重重的寄托。谭元寿在幼年时就经常看京剧大师杨小楼的表演。每次见面，杨小楼都会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肩上，逗着说：快长大，把戏唱，成好角，名天下。“杨小楼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谭元寿说。
童年时，谭元寿就常随父亲去余叔岩家里学戏，看余叔岩先生向他父亲传授余派唱腔。听着听着，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怀抱里睡着了，睡梦里、记忆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余派唱腔。”
1933年，上海八仙楼黄金大戏院的海报上出现了一则别致的广告。“谭鑫培玄孙、谭小培令孙、谭富英令郎、五龄童谭百岁准在今晚《汾河湾》或《柳迎春》中客串薛丁山”。“弹打空中双飞雁，枪挑鱼儿水上翻”，站在谭富英身边的“小百岁”，身背弹弓，手持长枪，一出场就是满宫满调满堂彩。
5年后，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把谭元寿送到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的第一天，肖长华先生给他取名元寿，从此戏班里就有了个谭元寿。在富连成学了7年，谭元寿学演了近百出戏。60多年后，谭元寿回忆起这难忘的7年，总结了富连成的“三件法宝”：一是严格教学，不分亲疏；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全年只休息两天，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
富连成为谭元寿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再加上此后的转益多师、广泛尝试、南北历练，他从天津、山东到上海，从天津中国大戏院的共和班到上海天蟾舞台，他还去过“里下河”的水路班，连在船上都照样翻跟头。没有这样的历练，怎会演出一个月，剧目不翻头，一出《野猪林》《岳飞传》连演半个月，3000人的天蟾舞台上座率九成以上；又怎会有1965年在上海连演40场《沙家浜》、全国热演《打金砖》这样的后话？
谭先生讲了一件事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为师。父亲谭富英不仅十分支持，还对他说：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谭派哪里来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长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亲和我的儿孙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戏校坐科才出道的。没有一个是全靠家学，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师，这就是转益多师。”
“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
如果问什么是谭派艺术的象征？当之无愧的是《定军山》。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黑白无声电影是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电影里呈现的是谭鑫培的飒爽英姿，影院里的观众总是齐声合唱着“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黄忠成功劳……”“满城争说小叫天”并非虚言。
谭富英出科，到上海第一次挑班演出的也是《定军山》。从谭鑫培到谭正岩，谭门演出最多的戏还是《定军山》。
谭门七代，一脉薪传。在一代代戏迷热切追慕的谭鑫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之外，谭家还有四五十人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了京剧。可以说，一部谭氏家族的历史，浓缩了京剧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而当我们以谭元寿为坐标，逆流而上，去寻访那段不太遥远的历史时，最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一排排光耀璀璨的大师的名字，还有他们艺术生涯与人生命运的紧密纠缠，他们以彼此割舍不断、重于泰山的情义，共同托举出一个剧种的黄金时代。
谭家与梅家的感情不一般。谭元寿清晰记得，20岁时，梅兰芳亲自打电话给他，请他从上海赶回北京，“陪葆玖兄弟在北京唱第一场戏”。“梅兰芳先生在家里给我和葆玖兄弟说《打渔杀家》和《大登殿》。这是谭梅两家深厚情谊的延续，这是我一生中的幸事。”去年得知梅葆玖去世的消息，往事一幕幕重现，难过的谭元寿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京剧成为国剧的初期，谭鑫培创下了“无腔不学谭”的历史，这一方面源于谭派的声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谭派没有门户之见、采众家之长，后学们也饮水思源、以艺为大。谭元寿说，余叔岩先生的“范秀轩”始终供奉着谭鑫培的大幅照片。那时有人称余叔岩早已超越了谭鑫培，余叔岩就非常生气，“和我的老师相比，我只是九牛一毛。”谭富英因病最后一次住院，对谭元寿说：“唯一遗憾的是毕其一生没有学好余叔岩先生这十八张半唱片。”
2年前，谭元寿舞台生活8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高朋满座，谭元寿在不长的发言里一口气说了23个“不能忘记”。每一个“不能忘记”的背后都是一段值得铭记的梨园佳话。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事同一门艺术。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鲜见而宝贵的。在京剧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去求证，谭先生笑笑说：“父亲谭富英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
关于谭家，我们还听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谭鑫培。北京陶然亭附近曾有一块区域叫做“梨园公墓”，专门安葬梨园行那些跑龙套的贫苦人。“梨园公墓”的主要出资人就是谭鑫培。谭家的后人说，家里因为义举、义演、捐款而得到的旗子数不胜数，就像家常便饭一样。还有一个故事与谭元寿有关。上世纪60年代，叶盛兰、李少春曾一度境遇不佳，有的人就避之不及，谭元寿却主动登门去拜访、讨教，“因为受过李少春、叶盛兰的提携，他从心底里敬佩他们的艺术”。一直到现在，演出后的合影环节，谭元寿从来不计较位置，演出的排序他也不在乎，更没有要求过必须“压大轴”。
“在观众心中是什么位置最重要，我站在哪儿都无所谓。”话朴实，道理却不平常。
“最怕京剧走样了，失传了”
在谭先生家的客厅，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拍摄地点是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那张照片里有毛主席和谭富英、谭元寿。谭家人说，毛主席在北京看的第一场京剧演出就是谭富英的戏，由谭小培陪同。自此，谭家三代就常常去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那时，毛主席称谭富英为谭先生，称谭元寿为小谭，称谭孝曾为小小谭。
“谭家祖祖辈辈都受到党和国家的关爱，这些荣誉不单单是给谭家，更是给予我们京剧界的”。谭元寿不止一次这样说。
家族的巨大声望，戏曲界乃至国家的厚望，在谭元寿的人生里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谭派第五代的谭元寿，全面继承谭派表演艺术，守本纳新，拓宽戏路，“做了谭派艺术忠诚而富有成效的守护者”。
因为这样的梨园人生，谭元寿才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京剧，关心京剧的未来。
他常说“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尽管他唱过演过的戏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几乎能唱各种老生戏与武生戏，他说程砚秋先生花旦、刀马旦、泼辣旦、昆腔戏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流派艺术，希望青年演员在继承流派的同时，一定要多学、多演、多看，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可惜，现在年轻人实践的机会太少。”
他说，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口传心授，看录像谁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内涵是看不会的，很多诀窍必须口传心授，“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门户观念，一直对登门请教的戏曲界人士敞开大门，年届九十还亲手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
他最担心的也是京剧，“最怕走样了，失传了。梅先生有句话富有哲理，‘移步不换形’。我们要跟着时代，但不能为了追时代就丢了本来的样子。”
关于京剧，谭先生总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寄托。今年是谭鑫培诞辰170周年，或将为我们整理传承谭派须生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告别时，谭先生拱手作揖、起身相送。我们举起的手停在了半空，心中不免伤感。
人们说，有人才有戏，有戏才有派。因为一代代戏曲人的执手相望、砥砺前行，才有京剧两百年的辉煌。无数个体的追求最终会塑造出时代的模样。但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追随时尚，在新颖芜杂的各种话语中摇摆不定，而无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时代文化的准星和标尺又在哪里？
令人动容的，是谭元寿身上的从容与专注。那种不与流俗同尘的神色，恰恰是今天最为宝贵的吧！